之所以会如此“搞怪”“搞笑”，盖源于将近十年前，北京市的小学升初中取消了考试，代之以“电脑派位”，其初衷的确可嘉，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，提倡素质教育。但此方案甫一公布，还未施行，我就撰文对这一“改革”提出批评，认为一将导致“入学腐败”，破坏教育公平；二将导致学生负担实际大幅度加重。当时不少人对取消考试能减轻学生负担尚报希望，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，至少认为言之过早。但经过十年“废除考试”的我，对那个年代在“减轻负担”、“教育公平”名义下进行的“改革”所带来的种种“怪现状”记忆犹新，因此坚信自己的分析判断不错，只待事实来检验。

不知应当高兴还是沮丧，此方案刚一实施，就被我“不幸而言中”。“电脑”其实受人操控，只能“派”家中无权无钱的学生，有权有钱者根本不受其“派”。由于初中之间的师资水平、教学设施相差悬殊，“优质中学”资源极为紧缺，竞争激烈，如何选拔入学者的“制度设便成为关键。如果不顾现实条件，尽管改革的动机纯正、立意良好，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。“电脑派位”、“就近入学”原本是为减轻中、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，但在实际中，凡有权力有关系者，子女统统成为“择校生”，广大没有关系、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“拉关系”交钱，让自己的孩子“择校”。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“择校”严格说并不合法，所以如果没有“关系”有钱也无处交。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，而是“看人下菜碟”，根据“关系”的亲疏、权力的大小决定“择校费”的多少，少则几千元，多则好几万元甚至上十万元。在这种“运作”过程中，充满了惊人的黑幕。据今年3月27日的《北京晚报》报道，一位看到过一所“优质校”收到的“白条”，“当时那些白条都是登记在一个册子上的，后面注着委托人的背景，备注中的单位和官职足以让人‘震憾’。”

而原本是为提高素质而提倡的“文体特长”变为“选拔性测试”的标准，各种“考级”不断升温，英语、奥　数、钢琴、提琴、小号、萨克斯管、绘画、摄影……举不胜举。据报道，今年应该是成年人唱主角的北京春季公共英语考试中，难见成年人踪影，反而都是为“小升初”而来的小学生；“小升初”学生的简历厚过毕业求职。“素质教育”反而成为新的“应试”，更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。更严重的是，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交不起钢琴费、英语班等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“高分”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。

　　面对既不公平又加重了学生负担的“取消考试”，广大学生和家长不禁发出“还是考试好”的感叹。

近十年下来，取消考试的弊病已暴露无遗，主管当局不可能不知道；学生、家长的呼声肯定有所耳闻。但主管总部一直坚持此路，可能有两个原因。一是不管实情如何，“教改”、“素质教育”之名不敢轻改现状。二是在由取消考试形成的“择校热”中，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的链条，一些权势者和具有话语优势的“优质校”是主要受益人，不愿改变现状。

“小升初”取消考试的必要前提是对所有中学实行大致“公平”的待遇，不能象现在这样几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。如此巨大的反差，必然会产生不择手段的“择校热”。而中学之所以会有这样巨大的反差，又与主管者追求“政绩工程”的心态有关。还是据上引《北京晚报》报道，一位区领导在全区大会上明确表示：“教育资金与其‘撒芝麻盐儿’，不如集中起来重点建设几所学校。”一些校长承认，“普通校想申请点资金，校长得费尽口舌，示范校不用说话自然会有拨款到账。哪个领导不想建出个‘政绩工程’呢。”

中学校际间的巨大差别是“小升初”无法脱离的背景，任何升学方式的制度设计都不能脱离这个社会现实。任何脱离现实的主观设计，无论初衷多么美好，在实践中都将扭曲变形。面对此种情况，有关部门也一直想出种种方法，但结果却是越来越糟，人们越来越不满，以致有今天的“十种”之多。其实，这种“多元化”入学将使学生、家长更加茫然。

平心而论，教育主管部门如此制定政策的立意不可谓不善。但揆诸历史，立意善良的政策因脱离社会现实而在贯彻实行中屡屡碰壁、甚至适得其反比比皆是。现在学校实际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管下的一个“行政机关”，社会监督仍很薄弱……这种社会现实将使除考试以外的其他选拔方式问题更多。很明显，教育的根本症结并不完全在教育本身，没有相应的社会、政治体制变革，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变革，也很难真正实行素质教育，因为教育与社会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，不能脱离社会就教育改教育，素质教育实际是一个社会工程，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需要社会结构的巨变与之相配，教育的改革实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面变革。如果强要教育“单兵突进”进行剧烈变革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，也就是说，在对权力的监督、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，在教育权力结构、行政化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，这些“改革”而只会使包括腐败在内的种种问题更加严重。改革，需要一定的“路径依赖”，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，改革实际无从下手；若不考虑“路径”问题而执意“向前走”，很可能欲速不达，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，所付成本之高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。

“小升初”事关千家万户，所以任何与此有关的改革都应慎之又慎，看是否与“社会环境”配套，与此有关的各种制度制定理应经过公众的广泛讨论然后才能确定。近十年前我曾写道，对教育改革“我们当然应该追求‘更好’，但首先必须防止‘更坏’”。今天，我仍强调此点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雷　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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